三农中国    复制

 对于乡土中国，无论是出于现实社会现象的描述，还是出于想象，“差序格局”无疑都是一个最为贴切也最具解释力的概念。最为贴切的意义在于，“差序格局”的含义在于它切合了“乡土本色”的中国社会，至少对于传统的“伦理本位”为特征的中国农村社会而言，“差序格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乡土中国的两个关键特征：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以及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1]换言之，差序格局在表述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结构即“团体格局”的差别方面，其解释力是无可否认的；与此相关的是，差序格局在表述作为整体的“乡土本色”的中国社会而言，其解释力也足够强大。

但是，作为解释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工具的“差序格局”，其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革命化与市场经济的介入，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乡土本色”的特征，现代理性与城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由于区域之间的变迁的基础和速度都有极大差别，导致了乡土中国的区域差别极为明显，如此，相对于西方的“中国”，从内部的视角看，已经失去了整体的意义。

因而，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理解，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从学术意义上看，这种努力在于，从不同角度对其重新解读，从而使之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概念；二是从现实意义上看，从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现象出发，赋予其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从而使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出发，“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自然进入了研究者的视域，在这种理解之下，姻亲、利益等不同于差序格局基础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也嵌入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中。[2]同样，对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中稀缺资源配置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于社会关系模式转型的影响的关注，使得差序格局不仅仅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是理解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关系向现代社会关系类型演变的基础。[3]这种变迁的视角，一方面赋予了差序格局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另一方面，这本身也是对功能主义方法基础上提升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修正。由于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是对社会结构的静态描述，因而，它本身不具备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功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先前的社会结构的理解就应该相应地得到修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差序格局的再理解，远没有达到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同样，差序格局的普世意义也没有在这一重新诠释中得到确认。

基于对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区域差别极大的理解，仅仅依靠原有的差序格局概念及其再诠释，显然难以达到对这种差别的认识。因而，对于差序格局这一概念，除了赋予其理解作为西方社会“他者”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意义之外，还赋予其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内部差异的意义，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在赋予其区域差别的意义的同时，同样难以忽视乡村社会中“乡土本色”逐渐消失的现实。至少有两个因素影响差序格局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解释力：一是随着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行，作为差序格局基础的血缘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乡村社会结构被嵌入了科层组织的环境，“单位制”在相当多的乡村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血缘关系的作用；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人口流动加剧，差序格局形成的另一基础地缘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人际关系的维系纽带也随之发生改变。

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区域差别极大，社会现象极为复杂的认识，利用多种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就成为一个必要的选择。而在不同的视角之下，对于还无法把握的现象，进行尝试性的描述和理解，也同样必须，这本身也是对“乡土中国”学术取向的继承。“行动单位”的视角，显然在于通过这一分析概念来达致对中国乡村区域差别的理解。“行动单位”的要义在于，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原有的中国乡村社会均质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差序格局出现非均衡的状况；并且，由于各地的变迁状况不一样，因而，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就有所差别，从而也就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非均衡状况的表现之一。在传统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以己为中心，家庭、宗族、村落等不同层次的认同单位呈水波纹状均衡排列，按费孝通先生的那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联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换言之，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差序格局上，从人际关系的强度上看，“圈子”越大，强度越小。然而，仅此理解，显然还忽略了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上的等级系列。《乡土中国》中的“家族”篇，揭示出家族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重要位置，换言之，就社会结构而言，“家族”（家庭和宗族）这一行动单位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凸现出来，家庭、宗族的双重认同单位成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如果还是从行动单位视角下的双重认同单位的判断来看，差序格局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村庄结构就呈现出极大的区域差别，由此，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显然就难以用人际关系意义上的差序格局及作为行动单位的家族来标识，而应该进一步理解差序格局及家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差别。

由此，用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别，其着眼点在于理解中国不同地区的乡村社会结构从“乡土中国”到“乡土中国走向何处”的转变过程中的差别。双重认同单位的核心在于，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认同单位，中国社会中的“家庭本位”的共性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而在家庭之上是否仍然具备明显的认同单位或者说这种认同单位在差序格局内处于哪一个圈层，则构成为中国不同地区乡村社会的差别。也正因为此，行动单位就可以成为区域差别比较的一个视角。[5]用行动单位的视角来检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是一种内部的视角，即通过行动单位来认识不同地区的乡村社会的村庄结构。在不同的村庄结构下，其应对村庄外部力量的能力以及内在的反应机制有所不同，如果从乡村治理的视角看，这种不同的村庄结构也即意味着不同的村治模式。如此，作为一种内部视角的行动单位，就同时在勾连外部视角上具有意义。

作为一种内部视角的行动单位，在研究的路径上继承了差序格局及乡土中国研究的遗产，尤其是在反观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及变迁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如同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文字下乡”现象一样，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可以发现一系列与“文字下乡”类似的现象，“送法下乡”似乎并不如想象当中的一样，中国的乡村社会被改造成为“法治社会”；村民自治也不如制度设计者所想象的那样，中国实现了最广大的民主；“送医下乡”也并不如“送医者”所想象的那样，实现了公共卫生医疗体制。理解这些现代性因素在乡村社会中的遭遇，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诉求于理解制度本身的问题以及宏观环境的分析，但是，这显然无法解释统一的制度以及宏观环境，为何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遭遇。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寻求理解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及其差别，就成为理解当前复杂的乡村社会现象的关键。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概念，其首要任务在于构建特定区域的社会结构，换言之，需要发现特定的乡村社会在村庄结构中的地方性知识，而透过区域差别的视角，不同区域内部的不同的社会结构就成为理解不同的现代性遭遇的一个视角。由此，行动单位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是政策基础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

撇开行动单位在勾连乡村社会外部制度等宏观环境下的意义，单单从村庄社会内部来检视这一分析工具，可以发现，行动单位视角下的村庄结构或村治模式，同样应该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社会结构方面，村治模式及其功能特征如何；二是在社会关系方面，相应的村庄结构形成的联系纽带是什么。双层认同单位下的村治模式，可以统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并且，在特定的村治模式下，理解相应的农民行动逻辑。然而，特定的村庄结构的形成，以及由此决定的特定的村治模式，则取决于相应的社会关系。村庄社会的联系纽带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现象，对于理解村治模式的形成及其反应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赋予了理想类型意义上的村治模式特定的村庄情境，从而在理解村治模式形成机制的同时，允许同一类型的村治模式的村庄出现变数。换言之，从村庄结构过渡到村庄社会关系，实际上回答的是行动单位如何行动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看，行动单位在将差序格局内部的主要圈层标识出来，并由此来界定村庄社会结构，从而改造成为区域差异比较的一个视角，进一步理解政策实践的同时，也在同时把差序格局概念中的丰富的社会关系意涵抽离出来，在一定意义上难以把握复杂的村治现象。“圈子”显然是这种社会关系意义上的村庄社会现象。“差序格局”意义上的圈子，表达的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关系中的亲疏远近的规则；而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意义上的圈子，则表明的是个人的社交范围，是社会资本的象征。对于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而言，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主要的联系纽带，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仍然存在；但是，各种现代性的连接纽带在村庄社会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圈子作为村庄生活的场景，首先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在对圈子这个村庄现象的关注过程当中，村民的联系纽带被展现出来，可以发现，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圈子”，不仅继承了原有的血缘和地缘纽带，而且，伴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差序格局理性化也表现出来，姻亲及利益甚至科层制也存在，并且，各种存在于原有的乡村社会的未曾凸显出来的连接纽带也越来越明显。透过对圈子的描述，可以发现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由于圈子内部的关系要比行动单位内部关系要复杂得多，因而，圈子所展现出来的农民的行动逻辑就远比行动单位下的逻辑复杂。通过对这些联系纽带，以及圈子的活动规则的复杂方面的展现，各个区域的村民的行动逻辑被揭示出来，从而也就揭示了这种行动逻辑背后的村庄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看，“圈子”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场景，在对圈子现象本身进行描述的同时，同样赋予了其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如同“差序格局”一样，同样具有浓厚中国本土特色的“圈子”这一概念，的确来源于中国人对现代社会关系的理解。由此，圈子所内含的意义就在于，圈子内的交往规则在多大成程度上背离于差序格局的规则，并且，这种背离程度在各地如何表现，而更为关键的在于，圈子内的的各种连接纽带相互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村庄社会结构。显然，圈子不仅区分了中西社会结构，还区分了区域间的社会结构，并且，还在规定社会结构的同时，展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对差序格局本身再理解，已经难以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拓展性理解的圈子，对于中国乡村社会性质而言，或许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种可能性在于，透过对圈子的理解，可以与现存的不同的视角相连接，从而对不同区域的乡村社会性质的差别进行理解。圈子内各种连接纽带的结合形式，以及各种纽带在圈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村民行动逻辑，可以成为标识不同区域的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角度。